警察新式武器 - 攝錄機

        今年三月,政府控告「四五行動」成員伍國雄於去年國慶日示威遊行時焚燒國旗,由警方所拍的示威過程錄影帶更成為呈堂證物,結果法庭裁定伍國雄侮辱國旗罪名成立,被判入獄三個月,緩刑兩年。近年警方利用錄影帶起訴參與政治集會的市民。在警方的攝錄守則沒有全面公開的情況下,市民因此惹上官非的機會大增。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成員盧偉明去年二月因參與反對公安法的示威遊行,被警方以「公安條例」中的「協助組織非法集會」罪名檢控,最終被判守行為三個月。這次是律政司在香港回歸以來,首宗引用「公安條例」起訴的案件。

高叫口號惹官非
        盧偉明承認當日有用擴音器帶領示威人士叫口號,但否認是遊行的發起人︰「我只是從電郵得知此活動,以一般參與者的身分到場支持,當日在場的還有約七十名參加者。」他表示自己在警方展開警告橫額時,才知遊行是未經合法申請。

         警方當日出動最少兩隊攝錄隊,從不同角度拍攝不足一小時的示威情況。當中四盒錄影帶及廿九張從中抽取的照片成為檢控盧偉明的證據。盧偉明認為警方針對性地攝錄學聯成員︰「照片顯示我和另外兩名被告馮家強和梁國雄在叫口號,而且每張照片都圈著我們,並附有姓名及照片描述。」他指警員在法庭上的口供和影帶內容有出入。「其中一名警員在庭上多次表示只有被告三人使用『大聲公』,但錄影帶卻顯示還有別的參與者使用。」即使警方口供與影帶有矛盾,法庭最終仍判定他罪名成立,判處守行為三個月。
盧偉明說該次遊行是和平地進行,當時沒有跡象顯示警方會檢控。「當日他們只拉開橫額表示示威活動未經申請,並勸喻梁國雄應事先申請。」但三個月後,警方卻以協助組織非法集會的罪名,拘捕盧偉明。「當時我覺得很突然。假如我們有違法行為,為何警方要等數月後才作出起訴,而非即場採取行動﹖」他質疑警方今次的行動有政治針對的意圖。

         同樣被警方利用錄影帶成功起訴的十六位法輪功學員,所犯的並非非法集會,而是阻街。該次是法輪功學員首次遭警方成功檢控的事件。

         當日四位來自瑞典的法輪功學員計劃在中聯辦門外絕食靜坐三天,表達不滿中國政府鎮壓法輪功。香港法輪功學員黃潔儀指出,集會當天是辦公日,所以即使有香港學員到場支援,也大多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及家庭主婦。雖然「公安條例」列明五十名或以下參加者的集會毋須事先申請,但法輪功也有在集會前一天口頭通知警方。

近距離拍攝法輪功學員練功
        集會當日,警方早已在中聯辦外架起鐵馬,不准法輪功學員接近,學員於是在行人路上靜坐。警方多次口頭警告他們阻街,並叫他們移往較遠的示威專用區,但遭學員拒絕。結果警員採用武力驅趕,雙方更發生衝突。黃潔儀說,當時警方用了約三部攝錄機拍下整個過程,但在場法輪功學員的總數只有廿多名。

         警方其後以簡易治罪條例控告該十六名學員阻街,其中數名更被加控襲警罪名。黃潔儀說,在法庭上看到警方呈堂的錄影帶內容,與警察的口供不相符﹕「有警員指一名學員咬他的手臂,但錄影帶只能證明學員的下巴觸及警員的手。何況警員的驗傷報告中並沒有曾被咬的紀錄,可見影帶與警方的口供有矛盾。」雖然辯方律師向法官提出同樣質疑,但法官仍認為某些學員曾經襲警。最後十六名學員全部罪名成立,並需繳交罰款。

         黃潔儀說前年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港時,警方也有攝錄七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在中環港外線碼頭空地練功的過程。「警方近距離地拍攝每個學員的樣貌,並記下姓名。」她說雖然警方沒有以錄影帶作任何起訴,但懷疑它們是日後用來識別學員的身分。「我們現在連回鄉證都申請不到,有些海外學員甚至被拒入境﹔不過,最擔心的還是自己的家人會受牽連。」

警方否認有政治目的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鄧厚江表示,警方所有攝錄工作的決定都會依足內部指引。「警方會評估每次示威活動對公眾秩序的影響,再由該區總警司決定是否派攝錄隊到現場戒備。」攝錄隊在現場聽命於前線指揮級警員,由後者決定是否攝錄。「我們會根據示威人士的數目、示威人士過往的示威經歷以及是否有違法行為等決定攝錄隊的數目。」

         至於警方屢次使用攝錄帶作為呈堂證據,他解釋﹕「警員的文字證供有限,而錄影帶就可以清晰地重組過程,對於被告也有利。」他說警方也會用錄影帶作為訓練警員處理人流的教材,但強調只要影帶不是作呈堂之用,三個月後便會被銷毀。

         鄧厚江重申警方不會無故針對性攝錄,只會在社會安寧可能或已經受破壞時,才會特別拍攝涉嫌破壞社會安寧的個別人士的行為。他否認警方有政治任務去阻撓反政府的示威遊行﹕「示威者的立場與是否攝錄並無關係。即使有人上街支持政府,如沒有申請,同樣可能被檢控。最近反廿三條大遊行,警方也沒有拍攝示威情況。」

         學聯成員盧偉明承認警方並非每次都攝錄學聯舉行的示威活動,但表示參加反廿三條遊行時,發現有警員拿著攝錄機對準他們,而且攝錄機的紅燈亮著,相信當時正在攝錄中。

交代不足 市民蒙在鼓裡
        鄧厚江說警方一直很樂意公開目前使用攝錄機的內部守則,但由於資料已相當公開,所以傳媒已不再報道。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卻不認同守則已相當公開的說法︰「一般市民能夠在網上搜尋到有關守則嗎﹖」他認為,警方的部份守則,如刑事情報科的行動絕對有保密的必要﹔但市民遊行示威,只不過是行使公民權利,並非刑事罪行,所以警方的攝錄守則應全面公開。

         美國法例規定,警方攝錄前要知會示威人士,但鄧厚江不認為有此需要﹕「負責攝錄的警員均會穿上反光背心,所有人都看見他們,毋須再知會在場人士。」他說警方拍攝非法示威前,必會勸喻或警告在場人士。「我們會展開橫額表明該遊行不合法,警方將保留最終追究權。這已是預先知會的做法。」

         但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現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組織幹事的張韻琪表示,她所見的和鄧厚江所說的不符﹕「去年九月的反公安法遊行中,手持攝錄機的人員並沒有穿反光背心,只穿著一套與一般警員有別的全藍制服。」她認為警方並未清晰地知會示威人士有關攝錄的安排。「有一次我們還在修頓球場派發宣傳單張和整理隊伍時,警員已到場攝影。到底警方如何決定使用錄影機﹖何時用作呈堂證供﹖他們一直沒有向公眾清楚說明。」

市民難申訴
        鄧厚江表示,私隱專員公署已確定警方的守則沒有侵犯個私隱,而法例也有限制警權在指定範圍之內。「假如市民對警方的攝錄工作有質疑,可以直接向投訴警察課或警監會投訴﹔甚至申請司法覆核,請求法庭檢討警方的決定。」但法輪功學員黃潔儀卻指申訴有困難。「那些被起訴的學員只是普通小市民,未必能負擔高昂的訴訟費用,所以即使不滿判決,也不會上訴。」

         要防止警方濫用攝錄機,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席何喜華建議加強監察組織,例如私隱專員公署的獨立性和檢控能力,讓警方行為真正受到獨立組織的監管。他指出,警方拍攝時一定要權衡拍攝目的和大眾私隱兩方面︰「像警員查身分證,如果是為了『識女仔』,那當然不當﹔但若因懷疑她是非法入境者而查身分證,那就是正確行為。這道理跟警方決定何時拍攝一樣。」他說獨立機制能有效核實警方有否根據原定目的辦事。

檢控不設限期 造成心理壓力
        涂謹申認為警方應盡量減少拍攝示威遊行, 因為警方對示威遊行的檢控沒有設限期,會對市民構成心理壓力。「 以前市民到左派戲院看戲,或參加工聯會活動,港英政府的政治部便會派人記錄在案。這些記錄會影響那些人找工作的機會。現在的情況也一樣 。」

         張韻琪認為警方需要提高他們工作的透明度︰「如困警方公開守則,讓市民及示威人士了解運作情形,再在活動進行時加強雙方的溝通,即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爭執。市民也能洞悉問題並提出投訴。」

         盧偉明也表示只要政策「講清楚、有監管」,雙方仍有溝通餘地﹕「最重要是警方向公眾解釋清楚內部紀律指引、拍攝細則及何時以此作出檢控等。這樣市民對警方的信心自然增加,也可作為監察警方行為的根據,以防警方濫權。」

難證明警方侵犯私隱



警察起訴盧偉明所用的照片。 (照片由盧偉明提供)


法輪功學員平日也會三五成群在公圍練功。 (羅大慧攝)


盧偉明認為只要公開守則,警方進行攝錄工作是可以接受。


鄧厚江認為目前警方使用攝錄機的守則已相當公開。 (屈智敏攝)


法輪功學員黃潔儀認為警方和法庭的做法不公。 (羅大慧攝)